如此说来，历史上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古罗马法学家（特别是古典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235年]的法学家）无疑是深谙如何在法学上把大原则应用在具体事例上的真正大师：比如，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斯凯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盖尤斯（Gaius）、乌尔比安、帕比尼安（Aemilius Papinianus）、保罗（Julius Paulus）、莫德斯汀（Herennius Modestinus）等等。
一、引言：中殿律师会馆 伦敦城里四所古老的律师会馆（Inns of Court），素有英国第三所大学之称。《法国革命论》首先回顾英国宪政成长史的用意，当然是要警告世人不可轻率否定自身的历史。
黑格尔是为普鲁士秩序辩护的保守派，但他也是无法为柏克所接受的历史决定论者。这些话显然是在重复库克的观点，我们把其中的法律一词换成国家，它恰恰也是柏克在1782年给国家所下的著名定义。然而揆诸柏克的很多言论，我们可以轻易将他的一些最典型的保守主义观点与普通法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人论述柏克的著作大多忽略了柏克思想的这一法学来源。五、柏克和马修·黑尔 柏克在《英格兰简史》中还提到一个大人物，即被伯尔曼誉为提出历史法学一般理论第一人的马修·黑尔（ 1609--1676）。更具体地说，它是直接来自于伦敦的律师会馆。
由于柏克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一个社会的传统习惯和长期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一向更为推崇古典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认为他这种立场是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传统。我们检讨一种政治学说，固然要记住它的基本原理和论证过程，但它诞生之初所处的知识氛围，对于理解它的形成是同样重要的。政府主导供给模式以司法服务的形式展开，即政府机关直接生产法律服务产品并提供给乡村民众。
土地承包权基于村民身份取得或继承取得，经营权可以流转。十四五规划指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4条规定，国家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乡村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支持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这是国家能力中的重要维度。
此后中央政策不断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从调整村庄用地布局和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来获得，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用地。
[23]〔美〕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孙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此法治需要对经济发展、乡村生活、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规范。由于村民的监督积极性不高、监督的具体操作性难、信息获取渠道缺乏等技术性原因，村级监督难以实施，从而使事务以不民主的方式处置。《乡村振兴促进法》第61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供水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村庄公共设施建设和管护、农村教育、农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支出以及与农业农村直接相关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以工代赈工程建设等。
这种需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20]〔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动员和民主决策的有效实现。禁止违背农村村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村村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25]从乡村振兴权益实现的角度来看，乡村治理能力的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聚集和运用经济资源的能力，二是有效执行的能力。当农民和其他农村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这些对法治如何保障村务民主治理提出了挑战。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
在乡村振兴中，法治对农村建设用地权益的保障需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宅基地管理，以保障农民的居住权。第一，聚集和运用经济资源的能力。二是乡村振兴权益没有实现或遭到侵害时，有多元畅通的权益救济渠道，这需要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26]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也曾出现这种趋势，国家需要乡村干部收取税费，而部分乡村干部却在此过程中搭车收费、贪污腐败、侵吞集体资产，勾结乡村混混，捞取非法利益和灰色利益，乡村干部不断增多，机构大幅度膨胀，税费增加而效益递减。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包括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和平安建设能力等。2021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力图发挥法治对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农村改革的引领作用、对乡村治理的保障作用、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促进作用，为新阶段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宅基地的财产价值逐步显化。二是执行人员能够忠实执行政策和落实项目，这表明执行人员拥有相应的理念、品质和能力。
有效执行在这三个层面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乡村有效执行的能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上级政策目的或项目目标的准确理解，这表明政令在行政体制内得到有效传递。
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能够在城市获得与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享受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果，乡村振兴就少了一些风险和负担。不同的农民群体基于经济收入、家计模式、家庭周期等差异而有不同的土地需求，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态度必然有所差异。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5条要求各级政府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加强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强化农业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和乡村文化人才的培育，并列举了一些十分明确的措施。例如，对公益法律服务进行补贴、购买法律服务、强制性公益法律服务、建立专职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乃至于农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产生各种纠纷，纠纷得到有效解决、权益受到保护，这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此外，在此复杂的土地经营格局下，农业产业发展占地问题变得复杂，也成为农用地权益保障的重要方面。
社会组织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形式灵活多样，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均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可能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众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扩大民众个体利益的实现路径。二、人的维度：乡村振兴的人才和民生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在人的维度上有两个貌似相反实际一致的方向：一是推动农业和农村人口城镇化。
同时，还需要推进法治教育，强化政府、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奠定法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推动形成政府依法行政、公众依法维权的法治局面。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11条提出，鼓励、支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与乡村振兴促进相关活动。乡村振兴事务主要涉及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或上级政府投放项目的执行，它们都需要在乡村社会予以落实，需要乡村组织拥有有效执行的能力。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7条鼓励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第28条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并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搭建相应的服务平台，乡镇和村级组织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和相关的福利待遇。在中西部地区乡村，政府没有农业产业的财政收入，工商业财政收入也十分微薄，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上级政府的各类项目投入，几乎是吃饭财政和项目财政的运行模式，财政缺乏自主性。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5期，第29-41页。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这些组织面向社会吸纳资源，包括资金、信息、志愿者等，以倡导宣传、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政策议程为主要目标。国家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提高农村特困人员供养等社会救助水平，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
目前，乡村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大多来自政府财政资源投入。这种规模比西方国家一个家庭农场的规模还要小。
（2）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益。很多公共服务不一定适宜政府或企业来提供，或它们提供不经济，社会组织则有其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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